迄今为止的所有西方哲学史都是以“形而上学”为“第一哲学”的思辨哲学史，伦理学或道德哲学在这样的哲学史上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得到真切的理解和描述，但传统哲学的核心与使命却是伦理学：寻找至善的存在机制为时代精神和个人生存安身立命。 本书一改传统哲学史的写法，首次尝试写出以实践哲学为第一哲学的哲学史，这样的哲学史真切领悟古希腊“伦理”作为“美好生活”的“存在机制”，因而作为“存在之家”的本源意蕴，从而深入到哲学文本的灵魂之境，解读出古希腊直到古罗马的德性论伦理形态。 因而本卷的整体内容是系统梳理古典哲学的德性伦理之谱系：从古希腊神话源头考察古希腊德性论的起源；从智者派与苏格拉底的论辩，考察苏格拉底式伦理学德性知识论的特点；从希腊化时代的文明变迁，把从希腊化开始一直到古罗马的伦理学作为德性伦理的第二经典形态，考察他们将伦理学作为“第一哲学”之后，伦理思想的进程...(展开全部)

哲学探究存在之意义，哲学史便成为存在意义之自身发生与演进的历史。这种历史如果从人类追求美好生活的历史，即伦理生活的历史来描述，就变成了伦理学史。哲学意义上的伦理学史就是人类存在意义，即人类“道义”存在的实存演历。所谓伦理学通史，就是存在之道义一以贯之地实存演历的历史。 本书是邓安庆教授主编十卷本《西方道德哲学通史》的导论卷，“道义实存论”是西方伦理学在20世纪达到其顶峰的实存与伦理相统一的哲学范式。作者邓安庆教授力图以存在论与伦理学相互奠基的关系，将伦理学真正确立为“第一哲学”；以共存伦理的统一性和本真道德的时代差异性阐释道德哲学通史的谱系演变；以正义、爱和自由三大伦理原则的相互关系结合人类历史境遇的时代变迁，阐释道德发展的阶段特色。使读者能对西方道德哲学史有了一个范式性的整体把握和必要的概念准备。

哲学探究存在之意义，哲学史便成为存在意义之自身发生与演进的历史。这种历史如果从人类追求美好生活的历史，即伦理生活的历史来描述，就变成了伦理学史。哲学意义上的伦理学史就是人类存在意义，即人类“道义”存在的实存演历。所谓伦理学通史，就是存在之道义一以贯之地实存演历的历史。 本书是邓安庆教授主编十卷本《西方道德哲学通史》的导论卷，“道义实存论”是西方伦理学在20世纪达到其顶峰的实存与伦理相统一的哲学范式。作者邓安庆教授力图以存在论与伦理学相互奠基的关系，将伦理学真正确立为“第一哲学”；以共存伦理的统一性和本真道德的时代差异性阐释道德哲学通史的谱系演变；以正义、爱和自由三大伦理原则的相互关系结合人类历史境遇的时代变迁，阐释道德发展的阶段特色。使读者能对西方道德哲学史有了一个范式性的整体把握和必要的概念准备。

《古希腊罗马哲学》由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是对从米利都学派到晚期希腊哲学派别的哲学家的著作的辑录。每个哲学家之前，先有文献记载，然后是著作残篇或著作选录。这部著作作为哲学教学的原始文献，对中国的西方哲学教学和研究起了重要的作用。

《古希腊罗马哲学》由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是对从米利都学派到晚期希腊哲学派别的哲学家的著作的辑录。每个哲学家之前，先有文献记载，然后是著作残篇或著作选录。这部著作作为哲学教学的原始文献，对中国的西方哲学教学和研究起了重要的作用。

《古希腊罗马哲学》由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是对从米利都学派到晚期希腊哲学派别的哲学家的著作的辑录。每个哲学家之前，先有文献记载，然后是著作残篇或著作选录。这部著作作为哲学教学的原始文献，对中国的西方哲学教学和研究起了重要的作用。

《道德哲学与实践理性》的目的是要致力于理解道德义务的本质及其动机基础。只有通过把这个问题置于一个广泛的背景下，才能充分地理解它的重要性和严重性。首先，这个问题实际上可以被看作是道德哲学的核心问题。其次，只有以“道德义务”这个概念兴起和演化为历史背景，才能充分认识到当代对“道德义务”这个问题的争论的实质和含义。全书共分十章，内容包括道德义务与现代道德哲学；道德动机与道德判断；理性、信念与休谟的自然主义；伦理自然主义与道德客观性；怀疑论、理性与政治学等。

本书作为邓安庆教授主编的10卷本《西方道德哲学通史》的“导论卷”，以“道义实存论”打通第一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以正义、爱和自由的相互关系阐明西方道德哲学一以贯之的历史相通性原则，从“生生”的形上生命原理和“相生”的伦理相处原理阐明“为人”的道德法则和“成人”的德性法则，并因此而对西方理学的类型关系作出了出自第一哲学之根据的最全面的解释，本书不仅为西方道德哲学通史提供了一个系统的解释框架，而且为深处伦理危机中的人类如何走出不确定性的未来，在彷徨失措的世界上如何重建伦理的规范秩序，提供了前沿性的思考。

《古希腊哲学》由中国学者从自己的研究视角出发，吸取国内外西方哲学研究的成果，编写出一套多卷本的西方哲学通史，以此总结和促进我国的西方哲学研究，这是一些前辈专家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已有过的设想。十年“动乱”结束后，随着极“左”思潮禁锢的解除，我国西方哲学研究进入了可以有组织、有规划进行的新阶段，许多专家纷纷要求把原来的设想纳入现实日程。1983年在福州举行的第一届国家社科基金哲学学科项目规划会就曾决定，集中国内有关单位的专业力量，共同编撰多卷本的西方哲学通史，并把通史的编写作为课题正式列入国家规划之中。然而，由于参与单位多、观点分歧大等原因，这一课题后来未能按规划执行。原来分工负责编写古希腊罗马哲学、唯理论和经验论哲学、德国古典哲学等阶段的专家，在从事专题研究和资料编译、整理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些研究成果和资料的出版对推动我国西方哲学研究的发展起...(展开全部)